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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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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先秦时期称《诗》,又称《诗三百》或《三百篇》,它收集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305篇诗歌。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是儒家尊万“六经”之一,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音乐上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风”是地方民歌,有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首;“雅”主要是朝廷乐歌,分大雅和小雅,共一百零五篇;“颂”主要是宗庙乐歌,有四十首。表现手法主要是赋、比、兴。“赋”就是铺陈(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就是比方,“兴”就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诗经》思想和艺术价值最高的是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伐檀》、《硕鼠》、《氓》就是“风”的代表作。 《诗经》对后代诗歌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成为我国古典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源头。当今世上流传的诗经,则是毛亨、毛苌所传的毛诗集。

基本信息
        《诗经》约成书于春秋时期,到了汉代被儒家奉为经典。汉代传授《诗经》的有齐、鲁、韩、毛四家。东汉以后,齐、鲁、韩三家先后亡失,仅存《韩诗外传》。毛诗盛行于东汉以后,并流传至今。重要的注本有《毛诗正义》、宋朱熹的《诗集传》、清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清陈奂的《诗毛氏传疏》、今人程俊英的《诗经释注》 、今人余冠英的《诗经选译》等。
据说春秋时流传下来的诗,有三千首之多,后来只剩下三百一十一首(其中有六首笙诗: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后来为方便,就称作“诗三百”。孔门弟子中,子夏对诗的领悟力最强,所以由他传诗。到汉初,说诗的有鲁人申培公,齐人辕固生和燕人韩婴,合称三家诗。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到唐时还在,而如今世上只剩外传10卷。至于当今世上流传的诗经,则是毛公(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所传的毛诗。
作品年代
        《诗经》中最早的作品大约成于西周时期,根据《尚书》上所说,《豳风·鸱鸮》为周公旦所作。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一批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中的《耆夜》篇中,叙述武王等在战胜黎国后庆功饮酒,其间周公旦即席所作的诗《蟋蟀》,内容与现存《诗经·唐风》中的《蟋蟀》一篇有密切关系。最晚的作品成于春秋中叶,据郑玄《诗谱序》,是《陈风·株林》,跨越了大约500年。

作品来源
        《诗经》的作者的亦非一人,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这些民间歌谣是如何集中到朝廷来的,则有不同说法。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种说法: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诸侯之乐献给天子,这些民间歌谣便汇集到朝廷里了。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
尹吉甫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诗经》的主要采集者,被尊称为中华诗祖。尹吉甫出生于江阳(现泸州市),晚年被流放至房陵(房县古称),死后葬于今湖北房县青峰山。房县有大量尹吉甫文化遗存。他辅助过三代帝王,到周幽王时听信谗言,被周幽王砍了头,后来知道错杀,做了一个金头进行了厚葬,为了防止别人盗墓,做了十二座墓葬于房县东面。
周宣王大臣。兮氏,名甲,字伯吉父(一作甫),尹是墓碑遗址。
西周宣王时,北方猃狁迁居焦获,进攻到泾水北岸,侵扰甚剧。周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尹吉甫奉周宣王命出征猃狁,率军反攻到太原而返,驻防今平遥城一带。据清光绪八年《平遥县志》载:“周宣王时,平遥旧城狭小,大将尹吉甫北伐猃狁曾驻兵于此。筑西北两面,俱低。”又载:“受命北伐猃狁,次师于此,增城筑台,教士讲武,以御戎寇,遂殁于斯。” 曾作《诗经·大雅·烝民》、《大雅·江汉》等。

诗歌背景
相传中国周代设有采诗之官,每年春天,摇着木铎深入民间收集民间歌谣,把能够反映人民欢乐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给太师(负责音乐之官)谱曲,演唱给天子听,作为施政的参考。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说:"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
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史记·货殖列传》)。由此可知,周代已是一个农业社会。这里所讲的虞夏之贡虽不可信,但周代的祖居之地宜于农业却是实情。这从"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绵瓜瓞》等诗篇来看,周族确是靠着农业而兴盛发展起来的。《豳风·七月》则完整地叙述出一年之中的农事活动与当时社会的等级压迫关系。另外,在《诗经》中的《大田》、《丰年》、《良耜》等都有农事的记载。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周族在武王伐纣之后成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隶私有与贵族领主的统治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宗教信仰与社会政治融为一体。这就是《诗经》中为什么会有许多祭祀性颂诗与雅诗的社会基础。宰我曾问孔子何谓鬼神,孔子回答说:"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并且进一步解释:"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圣人以是为未足也,筑为官室,设为宗祧,以别亲疏远迩,教民返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众之服自此,故听且速也。"(《礼记·祭义篇》)以此了解《诗经》中的颂诗、雅诗,便可以得其要领。
周代由文、武奠基,成、康繁盛,史称刑措不用者四十年,这时可称为周代的黄金时期。昭、穆以后,国势渐衰。后来,厉王被逐,幽王被杀,平王东迁,进入春秋时期。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兼并,夷狄交侵,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反映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面貌的《诗经》,就整体而言,正是这五百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神鬼的乐章;也有贵族之间的宴饮交往,劳逸不均的怨愤;更有反映劳动、打猎、以及大量恋爱、婚姻、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而生活又具有社会历史特征。我们研究《诗经》,首先要注意产生《诗经》的历史社会基础。

诗经与音乐
诗与乐关系密切,诗三百皆有曲调。明代大音乐家朱载堉《乐律全书》说:“《诗经》三百篇中,凡大雅三十一篇,皆宫调。小雅七十四篇,皆徵调。《周颂》三十一篇及《鲁颂》四篇,皆羽调。十五《国风》一百六十篇,皆角调。《商颂》五篇,皆商调。” 诗与乐的这种关系在上博简《采风曲目》中得到了部分证实。马承源先生认为:“简文是乐官依据五声为次序并按着不同的乐调类别整理采风资料中众多曲目的一部分。每首歌曲弦歌时可依此类别定出腔调,如《诗经》那样,而简文所记约是楚地流行的音乐。”

《诗经》与长江文明
在传统认识中,一般皆讲北有《诗经》、南有楚辞,上博简的《交交鸣鸟》、《多薪》等的发现,证明了楚国贵族历来重视对诗经传授的事实,也证明“从‘诗三百’到屈赋长达百年的时间,并不是一个缺乏文人诗歌创作的空白时期” 。
上博简还发现了出于楚地的《孔子诗论》,意义非凡。李学勤先生指出:“孔子对《诗经》的讨论,虽然在过去从《论语》开始有关的记述也有,可都是对一诗中的几句话的讨论,从来没有系统的。这篇是整篇的讨论,我们相信在秦始皇焚书以后没有人看到,因为在汉代的材料中几乎没有人引用过,只见有一两句话,估计也是转引的。这样的发现当然非常重要。”
安徽阜阳汉简《诗经》于1977年出土。“阜阳《诗》与《毛诗》相比,不同处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异文较多······一个是次序也不同。阜阳汉简《诗经》是现存最早的《诗经》古本,展示了《诗经》的早期风貌。” 李学勤先生估计这是“楚国流传下来的另一个本子。”
战国时期,楚国兼容并蓄,儒家力量已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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