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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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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国春秋时期一部语录体散文集,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它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全书共20篇、492章,首创 “语录体” 。南宋时,朱熹将它与《孟子》《大学》《中庸》合为“四书”。
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义”、“礼”、“智”。《论语》作为孔子及门人的言行集,内容十分广泛,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问题,对汉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重大影响。是儒家学派经典之作直到近代新文化运动之前,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国人的初学必读之书。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 《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而且论语教给了后人如何为人处世的道理。《论语》与《易经》、《老子》,共为中华民族的几部源头性经籍,它们不仅是道德跟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且是古代圣哲修身明德、体道悟道、天人合一后的智慧结晶。

历史考证

编纂者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转引郑玄注云:《论语》“仲弓、子游、子夏等撰。”这一说法在郭店简中得到旁证。郭店一号墓不晚于公元前300年。郭店简“《语丛·三》简引述《论语》,更确证该书之早”。《语丛·一》引用子思子《坊记》内容,而《坊记》还引用过《论语》的内容。“《语丛》摘录《坊记》,证明《坊记》早于战国中期之末,而《坊记》又引述《论语》,看来《论语》为孔子门人仲弓、子夏等撰定之说还是可信的。”
《论语》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古时称为方术士,擅长祭祀,算命等),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此本成为当时的权威读本,据《汉书·张禹传》记载:“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馀家寝微。”《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东汉末郑玄又以“张侯论”为底本,参照《齐论》、《古论》作《论语注》,遂为《论语》定本。
孔壁中书本《论语》由孔安国隶古定。当孔安国向武帝献书时,正值“巫蛊事件”,朝廷将这批书退还给孔氏,“其学于是在孔家流传。”
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出土有竹简《论语》。

成书年代
《论语》又是若干断片的篇章集合体。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就是前后两章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联。而且这些断片的篇章绝不是一个人的手笔。《论语》一书,篇幅不多,却出现了不少次的重复的章节。其中有字句完全相同的,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一章,先见于《学而篇第一》,又重出于《阳货篇第十七》;“博学于文”一章,先见于《雍也篇第六》,又重出于《颜渊篇第十二》。又有基本上是重复只是详略不同的,如“君子不重”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一字,《子罕篇第九》只载“主忠信”以下的十四个字;“父在观其志”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字,《里仁篇第四》只载“三年”以下的十二字。还有一个意思,却有各种记载的,如《里仁篇第四》说:“不患莫己知,求可为也。”《宪问篇第十四》又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卫灵公篇第十五》又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如果加上《学而篇第一》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便是重复四次。这种现象只能作一个合理的推论:孔子的言论,当时弟子各有记载,后来才汇集成书。所以《论语》一书绝不能看成某一个人的著作。
那么,《论语》的作者是一些什么人呢?其中当然有孔子的学生。今天可以窥测得到的有两章。一章在《子罕篇第九》:
“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
“牢”是人名,相传他姓琴,字子开,又字子张(这一说法最初见于王肃的伪《孔子家语》(后经出土文献证明并非伪书,详见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因此可以认为琴牢和琴张应该是同一个人)。这一章是琴牢的本人的记载,编辑《论语》的人,“直取其所记而载之耳”(日本学者安井息轩《论语集说》中语)。另一章就是《宪问篇第十四》的第一章: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宪”是原宪,字子思,也就是《雍也篇第六》的“原思之为宰”的原思。这里也去姓称名,不称字,显然和《论语》的一般体例不合,因此也可以推论,这是原宪自己的笔墨。
《论语》的篇章不但出自孔子不同学生之手,而且还出自他不同的再传弟子之手。这里面不少是曾参的学生的记载。象《泰伯篇第八》的第一章: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不能不说是曾参的门弟子的记载。又如《子张篇第十九》: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欤,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欤,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这一段又象子张或者子夏的学生的记载。又如《先进篇第十一》的第五章和第十三章:
“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
孔子称学生从来直呼其名,独独这里对闵损称字,不能不启人疑窦。有人说,这是“孔子述时人之言”,从上下文意来看,这一解释不可凭信,崔述在《论语余说》中加以驳斥是正确的。我认为这一章可能就是闵损的学生所追记的,因而有这一不经意的失实,至于《闵子侍侧》一章,不但闵子骞称“子”,而且列在子路、冉有、子贡三人之前,都是难以理解的,以年龄而论,子路最长;以仕宦而论,闵子更赶不上这三人。他凭什么能在这一段记载上居于首位而且得着“子”的尊称呢?合理的推论是,这也是闵子骞的学生把平日闻于老师之言追记下来而成的。《论语》一书有孔子弟子的笔墨,也有孔子再传弟子的笔墨,那么,著作年代便有先后了。这一点,从词义的运用上也适当地反映了出来,譬如“夫子”一词,在较早的年代一般指第三者,相当于“他老人家”,直到战国,才普遍用为第二人称的表敬代词,相当于“你老人家”。《论语》的一般用法都是相当于“他老人家”的,孔子学生当面称孔子为“子”,背后才称“夫子”,别人对孔子也是背面才称“夫子”,孔子称别人也是背面才称“夫子”。只是《阳货篇第十七》中有两处例外,言偃对孔子说,“昔者偃也闻诸夫子”;子路对孔子也说,“昔者由也闻诸于夫子”,都城是当面称“夫子”,“夫子”用如“你老人家”,开战国时运用“夫子”一词的词义之端。崔述在《洙泗信录》据此断定《论语》的少数篇章的“驳杂”,固然未免武断;但《论语》的著笔有先有后,其间相距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似乎可以由此窥测得到。
《文选·辨命论注》引《傅子》也说:
“昔仲尼既没,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
从这两段话里,我们得到两点概念:(1)“论语”“论”是“论纂”的意思,“论语”的“语”是“语言”的意思。“论语”就是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起来的意思。(2)“论语”的名字是当时就有的,不是后来别人给它的。
关于“论语”命名的意义,后来还有些不同的说法,譬如由刘熙在《释名·释典·艺》中表达的有关于“论语”的观点可知他认为“论语”的意义便是“有条理地叙述自己的话”。说到这里,谁都不免会问一句:难道除孔子和他的弟子以外,别人说的话都不是“有条理的叙述”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论语”这样的命名有什么意义呢?可见刘熙这一解释是很牵强的。(《释名》的训诂名物,以音训为主,其中不少牵强附会的地方。)还有把“论”解释为“讨论”的,说“论语”是“讨论文义”的书,何异孙的《十一经问对》便是如是主张,更是后出的主观看法了。
关于《论语》命名的来由,也有不同的说法。王充在《论衡·正说篇》便说:“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似乎是《论语》之名要到汉武帝时才由孔安国、扶卿给它的。这一说法不但和刘歆、班固的说法不同,而且也未必与事实相合。《礼记·坊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子云: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坊记》的著作年代虽然还不能确定,但不会在汉武帝以后,是可以断言的。因之,《论衡》的这一说法也未必可靠。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论语”这一书名是当日的编纂者给它命名的,意义是语言的论纂。
语可论者”——《论语》之名义
陈科华
《论语》作为研究孔子思想的重要文本其名义到底所指为何,自汉代以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比较重要的观点有:
(1)班固:《汉书·艺文志》: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2)刘向:《别录》:
“《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邢疏:“直言曰言,答述曰语,散则言语可通,故此论夫子之语而谓之善言也。”
(3)刘熙:《释名·释典艺》:
“《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4)何异孙:《十一经问对》:
“《论语》有弟子记夫子之言者,有夫子答弟子问,有弟子自相答者,又有时人相言者,有臣对君问者,有师弟子对大夫之问者,皆所以讨论文义,故谓之《论语》。”

版本真伪
《论语》到汉朝,有三种不同的本子:1、《鲁论语》二十篇;2、《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中二十篇的章句很多和《鲁论语》相同,但是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3、《古文论语》二十一篇,也没有《问王》和《知道》两篇,但是把《尧曰篇》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于是有了两个《子张篇》。篇次也和《齐论》《鲁论》不一样,文字不同的计四百多字。
《鲁论》和《齐论》最初各有师传,到西汉末年,安昌候张禹先学习了《鲁论》,后来又讲习《齐论》,于是把两个本子融合为一,但是篇目以《鲁论》为根据,“采获所安”,号为《张候论》。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其时极为尊贵,所以他的这一个本子便为当时一般儒生所尊奉,后汉灵帝时所刻的《熹平石经》就是用的《张候论》。
《古文论语》是在汉景帝时由鲁恭王刘余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当时并没有传授。何晏《论语集解·序》说:“《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论语集解》并经常引用了孔安国的《注》。但孔安国是否曾为《论语》作训解,《集解》中的孔安国说是否伪作,陈鳣的《论语古训·自序》已有怀疑,沈涛的《论语孔注辨伪》认为就是何晏自己的伪造品,丁晏的《论语孔注证伪》由认为出于王肃之手。这一官司我们且不去管它。直到东汉末年,大学者郑玄《论语注》以《张候论》为依据,参照《齐论》、《古论》,作了《论语注》。在残存的郑玄《论语注》中我们还可以窥见鲁、齐、古三种《论语》本子的异同,然而,我们今天所用的《论语》本子,基本上就是《张候论》。于是怀疑《论语》的人便在这里抓住它作话柄。张禹这个人实际上够不上说是一位“经师”,只是一个无耻的政客,附会王氏,保全富贵,当时便被斥为“佞臣”,所以崔述在《论语源流附考》中竟说:“《公山》《佛肸》两章安知非其有意采之以入《鲁论》为己解嘲乎?”但是,崔述的话纵然不为无理,而《论语》的篇章仍然不能说有后人所杜撰的东西在内,顶多只是说有掺杂着孔门弟子以及再传弟子之中的不同传说而已。
如果我们要研究孔子,仍然只能以《论语》为最可信赖的材料。无论如何,《论语》的成书要在《左传》之前,我很同意刘宝楠在《论语正义》(《公山章》)的主张,我们应该相信论语来补充《左传》,不应该根据《左传》来怀疑《论语》。至于崔述于后代的封建道德作为标准,以此来范围孔子,来测量《论语》的真伪,纯驳,更是不公平和不客观的。

特点
现存《论语》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论语》多为语录,但都辞约义富,有些语句、篇章形象生动。
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回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记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为仁的表现之一为克己复礼,有所不为);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己与人之间的关系,以欲施做答,欲是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之取舍,施是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实践,用好心坏心来说,要防止好心办坏事,就要慎施。)答司马中“仁者其言也讱”。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中则答以细目。又如,”孔子答子路:“又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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